杨昌济很支持毛泽东进行驱张运动，但他同时也认为，如果缺乏对政治最基本的了解，只凭着一腔热血行事，就好比庸医杀人，只会适得其反。相比驱张，杨昌济更加认为教育救国才是根本所在。毛泽东却并不这么认为，面对中国黑暗的现实，他们必须挺身而出。杨昌济说，目前中国的问题的确是积重难返，可那不是一代人所能够解决的，需要两三代人甚至几代人共同努力。毛泽东辩驳，如果只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，把欲栽大木柱长天当做理想追求，恐怕千百年后国家和民族依然没有出头之日。真理是愈辩愈明，杨昌济并未把毛泽东的这些话当做冒犯。他让润之今晚在这里住下，但被润之拒绝，驱张团的成员还在等着他回去。
杨昌济没有挽留，杨开慧送润之出去，她说父亲最近变得特别念旧，毛泽东写的那些文章和《湘江评论》报纸，他一直放在床头，时不时会拿出来看。陈独秀在上海为驱张团写了一篇战斗檄文，极大地鼓舞了驱张团众人的士气。这天，毛泽东他们前往总统府递交请愿书，杨昌济父女一同前往。徐世昌下令，凡聚众闹事的人，一律驱散。大多数请愿的团员，都挨了枪托，很多人都泄气，不知这请愿活动是否要继续坚持下去。毛泽东鼓舞众人，李大钊先生给他们带来北大学生捐的大洋、米和粮面，用马克思主义鼓舞大家，众人的士气为之一震。为了给润之改善伙食，杨开慧特地买了五花肉回来学做红烧肉，但由于第一次没经验致肉糊了。
母亲得知她想做红烧肉，便亲自下厨做给女儿看。当晚，杨开慧把红烧肉给润之送去，润之和罗章龙分别吃了一口，然后就把剩下的肉分给其他团员。在离开之前，润之答应明天去见杨昌济，向他挑明自己和杨开慧的关系。可是杨昌济根本不给他开口的机会，毛泽东只好作罢，杨开慧却因此生气了。她回到家中，意外听到父母的对话，原来杨昌济认为毛泽东个性极强，作为老师，他会因为有这么一个能力出众的学生的骄傲，但作为一个父亲，他觉得毛泽东不适合女儿。因为毛泽东肩负了很多使命，为了这些使命，他可以牺牲一切，包括家庭和爱情。杨开慧走进屋子，向父母表明自己的态度，不管毛泽东对她怎样，她对润之的心永远不会变。
在前往法国的轮渡上，蔡和森心系毛泽东在北京的驱张运动。毛泽东去拜访熊希龄先生，他的管家说熊先生不在。毛泽东不懈追问，管家说让他去香山慈幼院碰碰运气。管家返身回屋子，熊希龄询问门外是何人，管家如实回答，并按照熊希龄所说读毛泽东写的上诉状。张敬尧的罪行确实罄竹难书，但熊希龄自认为是下野的旧臣，无法做些什么，然后把上诉书往桌上一丢。可转念一想，他又转身看了那个上诉书一眼。
毛泽东去到香山慈幼院，却得知熊希龄已经好几天没来这，他当即就知道自己被骗了。张敬尧看到报纸上的消息，大怒不已。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，他真担心毛泽东会把自己撸下台来，以后他还要去哪儿找这么一块风水宝地赚钱。他命令张成宗成立一个保张团，即刻前往北京，这个保张团只做一件事，那就是针对毛泽东。很快，张成宗聚集几个人，对他们说了要求，让他们报个数去领钱，赶快去北京取得总统的支持，然后从内之外瓦解驱张团。很快，北京的许多报馆都收到命令，有关请愿的文章一律不能正常刊登。毛泽东写了一篇特稿，跑了无数个报馆，结果无一例外均被拒稿了。
毛泽东没想到伸张正义会这么难，邵飘萍说伸张正义都是在大炮的射程之内，一个由强权统治的国家，正义是没有话语权的。很多报社不敢刊登毛泽东的文章，邵飘萍却说明天他这篇文章可见报。杨开慧心情不好，她现在才明白爱一个人这么难，而母亲支持她去找毛泽东。毛泽东当车夫，在杨家外头守株待兔，杨开慧一出来就认出他，故意让他跑了很长的路，杨开慧的气也消了。毛泽东知道熊希龄先生喜欢听戏，他决定投其所好，让杨开慧帮忙写一出揭露张敬尧罪行的戏曲。当晚，杨开慧用家乡话念叨了一段歌谣，将其加入戏中，并给熊希龄先生送去请柬。当晚，熊希龄先生出现。
戏曲诉尽张敬尧的罪行，在京的湖南人民嫉恶如仇。这场戏不简单，台上和台下都是戏，也不全都是戏，台上是张敬尧灭绝人性的罪行，台下是湖南百姓求救的呼喊。熊希龄当即向在场的湖南民众保证，他虽已不在朝堂，但心未凉，胆未怯，位卑未敢忘忧国，他会竭尽全力，把湖南人的声音传出去。有了熊希龄先生带头，那些湘籍议员都在请愿书上签了字。张敬尧特使谢天奎欲利诱杨昌济劝说毛泽东停止请愿，被拒绝后恼羞成怒，拂袖离开。杨昌济立即让女儿去提醒毛泽东多加小心，这些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靳云鹏收到谢天奎送来的信，他让人告诉谢天奎，大总统怎么办，他们就怎么做。
得到杨开慧的提醒，毛泽东得知张敬尧可能要反扑，他再次激情动员所有团员，次日众人求见靳总理。靳云鹏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，他并没有下令让京师警察厅的人过来驱散请愿的人，只是吩咐手下收下请愿书，让这些人作鸟兽散。无奈之下，毛泽东将请愿书交给靳总理手下，让他代为转呈靳云鹏，并表示五天后再过来。谢天奎用钱收买京师警察厅的长官，让他们阻拦那些请愿的驱张团和学生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这个长官满面笑容地接下任务，保证会完成任务。谢天奎一走，他就下令让手下的兵全部给枪上刺刀。
五天后，驱张团和学生们再次来到靳总理的私宅前，却遭到军警的阻拦和殴打。现场虽然没有死人，但闹得很大。总统徐世昌很快得知此事，他对此做出安排，并示意这些刊登请愿文章的报纸不能再在市面上出现。警察出面，将市面上所有的《京报》全部撕毁，状如土匪。驱张团来到北京一月有余，遭到许多困难，看清京城官官相护的丑相，顿生失落和退却之感，很多人都觉得应该要回湘，另谋抗议之道。毛泽东为驱张，曾先后七次前往新华门请愿，均被拒绝接见，靳云鹏的出尔反尔，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，让毛泽东对呼声革命和民主请愿产生了怀疑。他不自觉就走到了李大钊家附近，或许是打心底想要李大钊先生给他解答疑惑吧。
没想到李大钊先生对他遇到的困难了若指掌，毛泽东得知，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到的阶级斗争，因为无论是徐世昌，还是靳总理，他们都是和张敬尧一样属于反动腐朽的统治阶级，是不会真的帮助民众的。毛泽东的驱张团请愿也好，发表文章也好，宣传演讲也好，这些都是合法的，但不能触动现代社会秩序的改良主义，这些既不能打动统治阶级的铁石心肠，也不能抵挡军阀的真刀真枪，这些温和的不流血的改良主义，是不能在积弊甚深的中国起任何作用。谢天奎回到湖南，想当面跟张敬尧汇报，但张敬尧却知道，毛泽东毁了自己的名声。他现在已经不担心毛泽东的驱张团，而是那些手里有枪炮的人，他们会伺机动摇他在湖南的根基。
杨昌济突然病情加重，如今已经住院，杨开慧哭着将这件事告诉毛泽东，他立刻赶去医院看望恩师。毛泽东和老师就开慧的事情进行讨论，杨昌济说他们做父母的对儿女的感情，只有祝福的份，不能包办，他建议毛泽东和开慧把事说开。当晚，毛泽东和开慧提出分开，保证开慧是她今生的最爱。开慧不答应，并且说父亲剩下的时日不多了，她不敢告诉母亲和哥哥。毛泽东心疼地抱住她，要和她一起扛所有事。远渡重洋，蔡和森等人终于抵达法兰西，他们前去和萧子升见面，得知华法教育会如今面临坐吃山空的困境，北洋政府承诺的资金也一直没到位，留法的学生只能自行解决生活费。蔡和森等人并不担心，他们此行本就是勤工俭学。
开慧在医院陪父亲，父女俩说了很多心里话，杨开慧已经做好准备全心全意地去爱润之，包括爱他的优点和缺点。第二天杨昌济突然说要给章士钊写一封信，杨开慧立即回家拿文房四宝。杨昌济已经病重到需要人搀扶，写一封信极其艰难。1920年1月17日，杨昌济病逝于北京，年仅四十九岁。毛泽东跪了一上午，后悔自己当时为何没再老师的身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