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泽东来与陈延年道别，看到陈延年疲惫地躺在椅子上，便小心翼翼给他盖上衣服。正当毛泽东坐在桌旁看报纸，周恩来从门外进来，陈延年则是被自己的闹钟吵醒。因为毛泽东即将赴武汉搞农讲所，周恩来也要去筹备成立军事委员会，三人分别之际畅聊革命未来，对于未来充满了希望。
宋庆龄、鲍罗廷、孙科等人到达南昌，蒋介石亲自设宴款待，饭桌上回归正题，希望他们能在南昌召开一次中执委特别会议。孙科认为蒋介石提议迁都武汉已是板上钉钉，完全没有必要再开会议，怎知蒋介石临时改变主意迁都南昌，众人因此愤然离席。
毛泽东来到南昌行营，与郭沫若进行了会面，一方面为即将开学的中央农讲所向江西要人要款，另一方面了解下前线的情况。随后毛泽东去找蒋先云，通过他亲眼目睹战士们的艰难困苦。
虽然战事已经停止，可是伤员们因简陋的医疗条件，至今还未痊愈。在这个破烂不堪的小院子里，毛泽东见到失去胳膊的李排长；见到还未成年就参军的鲁铁舫；更见到忍受不了病痛折磨吞弹自杀的战士。
如今国民政府勒紧裤腰带，财政完全向北伐军倾斜，到现在还有严重的军火、药品短缺。蒋先云向毛泽东透露物资都给了蒋介石的嫡系供应，这些非嫡系的军人们连基本的防寒物品都不够用，而毛泽东越发意识到蒋介石的危险性。
蒋介石一方面迫使大家在前线极力拼搏，一方面又强行要求中央迁都南昌，这让蒋先云想要脱离蒋介石的部队。尽管蒋介石愿表露出自己对他的重视，破格提拔蒋先云为中将教育长，但是若让蒋先云脱离共产党是完全不可能，蒋先云强调参加北伐是为国民革命，绝非个人原因。
很快蒋介石收到了“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决议”，看到自己的财权、军权等被剥夺，为此怒不可遏。但是目前当务之急要解决军费问题，于是计划前往上海找虞洽卿。同一时间里，日本驻九江领事馆的江户千太郎过来洽谈合作事宜。
汉口中央办公室，陈独秀召集同志们开了一场特别中央会议。张国焘指出国共合作的不团结，告诫所有人想要巩固国民合作，就得满足一些条件。毛泽东、瞿秋白等人反驳陈独秀和张国焘的观点，觉得他们倾向于妥协以谋求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，这种不对等的合作关系对共产党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障碍。
在讨论农民运动问题时，毛泽东拒绝以牺牲工农根本利益的无原则让步为代价。陈独秀知道毛泽东在湖南搞得农民运动还算不错，但他提醒毛泽东不要总是把头埋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应该抬起头来看看整个全国的局势，现在重中之重就是北伐，为了北伐作出牺牲是必要，没有国共合作如何推进北伐。
除此之外，陈独秀批评湖南工农运动有些过火，甚至说是幼稚，一旦牵扯到土地问题，肯定会动摇北伐的军心，阻碍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。听着陈独秀的这番话，毛泽东再也坐不住，与他爆发激烈争吵，对于陈独秀感到非常失望。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劝说二人冷静下来，开会主要讨论问题，同意与否需要投票表决。
会议结束后，瞿秋白与毛泽东短暂交谈，感慨自从上海分开后，两人相聚太少，广州重逢又是匆匆一别。毛泽东计划留下来做农讲所，但他为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，决定要去湖南一趟，亲自寻找答案。
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，毛泽东历时32天，行程700公里实地考察了湘酒、湘乡、衡山、醴陵，长沙五县，随后向中共中央作了回复，并且写下著名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。
毛泽东在报告里重点描述“无数万成群的奴隶——农民，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。”“农民在乡里造反，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。”“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，不法地主阶级，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，帝国主义、军阀、贪官污吏的墙脚。打翻这个封建势力，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。”
杨开慧在毛泽东考察期间，留在长沙替毛泽东接待形形色色的客人，母亲向振熙则是操持照顾着家里，可以让女儿女婿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。李淑一和柳直荀夫妇前来探望杨开慧，向她分享湖南农民运动发展迅猛，形势喜人。
听到这个好消息，杨开慧急忙用笔记下来，还想让李淑一陪着自己去学校看看。李淑一觉得杨开慧怀着身孕不方便，但是毛泽东坚持要亲身实践才能写出真实情况。待夫妻俩走后，毛泽东突然从外面回来，杨开慧惊喜交加，向其诉说最近了解到的事情，短暂团聚又要分别。
周恩来和汪寿华等人召集同志们部署策略，目前总工会已经联络各区工会，只要一声令下，全上海总罢工，再由罢工转为起义。很快一场大革命运动爆发，党内同志看着上海工人每分每秒都在流血牺牲，可是国民党始终在隔岸观火，为此愤怒不已。
也正因如此，周恩来重新指导作战思路，当下只能靠自己，六点前必须拿下北站，光复全上海。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，历经三十多小时艰苦奋战，于二十二日六时许攻克了敌人的全部据点，彻底占领上海。这次武装起义乃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，亦是北伐战争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。
然而蒋介石全程作壁上观，只等结束后才带着部队来接手上海，不费一兵一卒抢夺胜利果实。夏明翰夫妇来拜访毛泽东，并且讨论毛泽东刚写完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要刊发在何处，毛泽东毫不犹豫选择《向导》。
奈何《向导》没完整发表就暂停刊发，瞿秋白带着毛泽东找上门，才知原因竟是文章里有很多措辞不正确，简而言之就是不利于国共关系。尽管瞿秋白多次替毛泽东解释，依然无法改变停止刊发的情况，令毛泽东有些心灰意冷。
当天晚上，毛泽东跟杨开慧提及共产党成立近七年，杨开慧带着孩子跟他东奔西跑七年，在这七年里迁居四次，居无定所。所以毛泽东还是抱有愧疚之心，深知携眷革命多么困难，杨开慧纠正毛泽东并非是携眷革命，而是自己要同他去共一个命运。
蔡和森回国，朗读了毛泽东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，并大赞文章，召集瞿秋白、刘少奇等人。毛泽东觉得农民运动道阻且长，前方依旧是困难重重，大家却表态要全力支持，既然刊物不肯发表，索性印刷成册子发出去，不必再看他人脸色，更不用再受限于他人。看到大家都如此支持自己，毛泽东内心感动不已。
如今北伐军口号突然改变，已从原来的打倒帝国主义，改为和平救中国，老百姓都知道这是蒋介石要讨好洋人的举措。蒋介石抵达上海，先是跟英国领事会面，紧接又跟虞洽卿热聊。虞洽卿开门见山说明来意，向蒋介石寻求帮助，解决工人暴动问题，愿为军队提供三百万资金抗共，蒋介石闻之大喜，积极与各大势力和财团疏通关系。
面对虞洽卿抛来的橄榄枝，蒋介石志得意满，更是安排与各国领事接洽，笃定武汉政府不敢对自己有任何约束，如此一来，财团的资助会收的更加稳妥。待蒋介石送走虞洽卿，命令副将立刻备车，决定亲自前往美国领事馆。
蒋先云抵达武昌农讲所，再次与毛泽东相见，共为农讲所出一份力。眼看着新一期农讲所就要开学，毛泽东准备增加农民自卫、乡村自治等课程，课外理论研究侧重讨论武装问题，并且计划每日增加四个小时的军事训练，需要蒋先云过来授课。
毛泽东和夏明翰、蒋先云共同讨论当前形势，如今蒋介石已经取消反帝国的口号，甚至发出反共的信号，所以对于他们而言，此人成为极具威胁的人物，组织应当有所准备，未雨绸缪。
蒋介石登上《时代周刊》，公开表示绝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现状，丝毫不再掩饰自己和帝国主义的勾结。除此之外，蒋介石喊停上海工人领导的市民政府，甚至授意白崇禧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，引起党内同志们的不满，纷纷向陈独秀反映情况，陈独秀想与蒋介石直接进行正面斗争。
然而共产国际考虑到北伐的胜利，反对共产党对蒋介石的反击，要求他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，万不得已藏起来武器。为此党内同志们非常生气，陈独秀猜测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汪精卫，意在用他牵制蒋介石，眼下只有用汪蒋矛盾扶汪抗蒋化解危机，暂且不违背莫斯科的态度。
1927年4月4日，毛泽东三子毛岸龙出生，让这个小家庭增添了不少喜庆。而在另一边，蒋介石和张静江讨论讨论即将进行的“政变”，张静江对此仍有所担忧，但蒋介石表示已做好了充分准备，并且果断挂断了宋庆龄的电话。
此举证明蒋介石要彻底违背孙中山的初衷，宋庆龄心底担忧愈发强烈。毛泽东和瞿秋白等人分析局势，指出国民政府单凭政令和檄文无法有效压制蒋介石。目前看来，上海局势堪忧，北方情况亦不容乐观。
同一时间里，一伙披着狗皮制服的“土匪”冲进苏联使馆区，长枪齐刷刷对准李大钊，妄想看到对方惊恐模样。李大钊早已有所准备，枪口之下仍是从容不迫，以他为首等六十余人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。
百姓们议论工人纠察队起内讧，据说已被人缴了枪械，恐怕很快就要爆发一场游行。果然话音刚落，呼喊声不绝于耳，在一声声“打倒新军阀”的口号中，枪声接连而至。毛泽民急忙跑到街上，亲眼目睹军警枪杀工人的凄惨景象，令他震惊且愤怒。
随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扶持下，稳坐国民政府的一把交椅，而他上任后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在南京设素宴款待众人，在上海发动革命政变，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，仅仅三天时间，已有300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被杀，500多人被捕，5000多人失踪，这便是惨绝人寰的“四一二政变”。
陈独秀等人闻讯悲痛不已，就算撤销蒋介石的职务，开除党籍，依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。大家只能寄希望于汪精卫，但是蔡和森担心他会成为下一个蒋介石。宋庆龄开会通过惩治蒋介石的决议，与汪精卫联合发表《讨蒋通电》，揭露蒋介石的真实面目。
然而，南京的蒋介石对此毫不在意，甚至在4月18日宣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，颁布“秘字第一号令”。蒋先云在武昌主持了讨蒋大会，令蒋介石非常在意，既然得不到将才就决定毁掉，故意把自己与蒋先云的合照刊发在报纸上。
这份报纸引起轩然大波，张国焘在会议上厉声斥责，质疑蒋先云的信仰是否坚定。毛泽东替蒋先云据理力争，认为这是蒋介石的离间之计，眼下形式如此严峻，党内同志更应该齐心协力，心存猜忌只会寒了同志们的心。